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外资打开的新窗口
在全球地缘风险上升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，许多跨国企业都在重新审视投资布局，而中国经济正在推进的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，正悄然改变着外资企业的决策逻辑。英国“四十八家集团”主席杰克·佩里在多次访谈中都提到，“理解当下的中国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”。对那些愿意跳出传统“低成本制造”思维、真正研究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外国投资者而言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革，不是风险的累积，而是新机遇的叠加。
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外资的认知需要升级
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不少外资企业把中国视为“世界工厂”：廉价劳动力、成熟供应链、完备基础设施，是吸引投资的主要原因。当中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阶段，这种单一维度的认知已经难以匹配现实。杰克·佩里指出，很多早期进入中国的英国企业，仍然习惯用十年前的标准理解中国市场，结果往往是错失新赛道、误判新趋势。事实上，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转型方向可以概括为：创新驱动、绿色发展、服务升级、开放加码。对于外资而言，判断中国机遇，不再是简单比较成本，而是需要评估科技创新生态、产业配套能力、市场容量与政策确定性等一揽子因素。
创新驱动成主引擎 科技合作正在重塑外资布局
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外资更多依托中国的制造和出口能力，那么当前的新机遇主要来自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。在数字经济、智能制造、生命科学等领域，中国的投入和市场容量正在形成强大的“磁场效应”。杰克·佩里曾评价，中国在部分前沿技术领域的应用速度“令人震惊”，而这种应用场景的丰富，恰恰是对外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资源。
以新能源车和智能驾驶为例，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单一汽车市场，也是技术迭代最快的实验场。大量欧洲零部件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，不再只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，而是把这里视作与本土团队并行、甚至领先的创新阵地。英国某汽车工程咨询公司在上海落地创新中心后，直接参与中国车企的整车仿真、智能座舱设计，不仅提升了自身技术积累，还将成果反哺到欧洲项目，这种“双向溢出”的合作形态，是以往单纯OEM代工模式难以实现的。
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人工智能、金融科技、生物医药等领域。中国庞大的用户群体、多元化的应用场景，为新技术的快速迭代提供了天然土壤。对于习惯了“小规模试点、高度谨慎监管”的一些欧洲企业而言，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与政策引导，提供了更丰富的数据、更快速的反馈和更灵活的商业模式探索空间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海外资金通过合资研发中心、技术孵化平台、联合实验室等形式深度参与中国创新生态，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选择。
绿色转型与“双碳”目标为外资打开长期赛道
中国提出的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本质上是一场全方位、深层次的经济结构调整。无论是能源体系重构、工业减排升级，还是城市更新与绿色消费扩张，背后都蕴含着庞大的技术、设备与服务需求。对于掌握成熟节能环保方案、零碳技术和绿色金融工具的发达经济体企业来说，这既是挑战，更是可持续的长期市场。
杰克·佩里在谈到英国经验时提到，英国在可再生能源、离岸风电、绿色金融方面积累较多，而中国在项目规模、工程实施和产业链整合上具有显著优势。中英在绿色发展上的比较优势高度互补，这意味着外资不再只是“卖技术、卖设备”，而是能够与中方伙伴共同打造从设计、融资到运营的全链条解决方案。例如，一些英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通过在华绿色基金，参与中国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项目，既获取稳定收益，又在全球气候治理叙事中塑造负责任投资者形象。
更重要的是，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大量细分领域，如建筑节能改造、工业废热回收、低碳供应链管理、绿色认证与咨询服务，为中小型外资企业提供了可承受的切入口。与过往动辄几十亿的大型制造项目相比，这类项目的资金门槛更低、技术附加值更高、合作模式更灵活，为多层次外资主体共享中国绿色发展红利创造了现实路径。
服务业开放与消费升级让“卖产品”变成“卖方案”
中国经济结构正在从投资、出口驱动向以内需和服务业为主的结构转型，这对外资来说意味着：机会不再局限在工厂车间，而是扩展到城市街区与线上平台。随着金融、电信、医疗、文化等重点领域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化，跨国企业的角色也在从“制造商”向“综合服务提供者”转变。
近年来，不少英国和欧洲服务企业在华的业务重心，已经从单一产品销售升级为系统解决方案输出。例如，部分英国教育机构不再只提供课程授权，而是深度参与中国本土学校的课程体系设计、教师培训、评估标准制定，甚至共同打造跨国教育品牌。消费升级趋势同样带来机遇：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持续扩大，推动了在高端消费、健康养老、文化创意、体育休闲等领域的多层次需求。外资品牌若能结合本地文化与数字营销能力，往往能够在细分市场中快速打开局面。
与此跨境电商、数字支付和供应链金融的成熟，使得中小型外国企业也有能力直连中国消费者，而不必完全依赖传统代理体系。这一变化，从根本上降低了外资试水中国市场的门槛。佩里多次强调，那些肯投入时间理解中国消费者行为、主动与本地数字平台合作的企业，往往能获取超出预期的成长空间。
制度型开放深化 提升外资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
对任何投资者而言，规则的稳定性与透明度与市场规模同样重要。中国近年来从“货物要素开放”逐步走向“制度型开放”，通过自贸试验区、负面清单、跨境数据管理规则优化等举措，不断优化营商环境，为外资参与经济转型提供了更清晰的制度框架。杰克·佩里认为，许多外资企业对政策变化感到困惑，部分原因是只看到调整本身，而没有看到背后向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方向性意义。
例如，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持续缩减，不仅扩大了外资可进入的行业范围，更重要的是确立了“非禁即入”的原则，增强了投资决策的可预期性；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，为技术密集型外资项目在中国开展核心研发提供了制度保障；税收、通关、跨境结算等领域的数字化改革，则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。这些变化，虽然不像单一优惠政策那样即时可见，却为外资参与中国长期转型升级提供了更稳固的制度地基。
跨文化理解与长期视角是把握中国机遇的关键变量
尽管结构性机遇清晰存在，但真正能够在中国经济转型中获得丰厚回报的外资企业，往往具备两个共同特征：跨文化理解能力强，以及能够以长期视角看待市场波动。杰克·佩里多年来频繁往返于中英之间，深知信息不对称与认知偏差对投资决策的影响。他多次提醒欧洲企业管理层，不要只通过二手舆论解读中国，应当增加实地调研、直接对话、联合研究的比重。
对外资来说，要真正融入中国的转型升级进程，不能停留在“项目输入”的层面，而要学会与本土政府、高校、企业和社区建立多层次、多渠道的合作关系。在新能源汽车、智慧城市、医疗健康等领域，一批成功的外资案例往往都经历了从“合资生产”到“共同研发”，再到“联合标准制定、共享国际市场”的逐步演变过程。这种深度参与，既是对中国市场信心的体现，也是对自身战略眼光的考验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并非一个单一国家的内部议题，而是与全球供应链重构、科技创新合作与全球治理变革紧密相连的系统性机遇。对于愿意以开放心态、专业能力和长期投入参与其中的外国投资者来说，中国不只是“现有投资的去留选择”，更是“未来产业版图的重新书写之地”。而像杰克·佩里这样长期致力于中外经贸与民间交流的人物，其不断发出的积极信号，本身就是对这一历史性机遇的可靠注脚。
